1个贝尔实验室等于11个中国科学院

   据统计，由美国一所著名工业企业经营的研究实验室——贝尔实验室从成立至今，已经出了11个诺贝尔获得者。相比之下，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国家科研机构，也就是中国科学院至今的诺贝尔奖得主数为零。照此比例计算，1个贝尔实验室是不是至少等于11个中国

科学院呢？

　　事实上，中国科学院也并非天生与诺贝尔绝缘。前不久就有网友发起倡议，说是要推选袁隆平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而刚刚逝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主要发明人邹承鲁也被媒体曝料曾两度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关注“新四大发明评选”就会发现，杂交水稻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已经获得了众多网友的认可，而且很具进军四强的实力。可以说，杂交水稻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建国来中国科技的最高典范和代表。基于两者的影响力，且将袁隆平、邹承鲁院士各列为半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将二者合一，还是可以得出1个贝尔实验室等于11个中国科学院的结论。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贝尔实验室是投入多，自然产出也就多。那么好，我们来算一笔帐：

　　规模：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是2万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为2.9万人；

　　经费：贝尔实验室每年的经费为22亿美元（资金直接来自企业），而中国科学院每年也有超过14亿美元的经费（资金直接来自政府拨款）；

　　成果：贝尔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共获得专利2.8万项（年均359项），而中国科学院在近57年的发展历程中，只获得了1万项左右的专利（年均不足200项）；

　　世界级影响力：在贝尔实验室众多专利成果中，具有世界级影响力重大科研成果超过了50项。包括的一台有声电影机、晶体管的研制成功、3K宇宙背景辐射的发现等等，中国科学院的重大科技成果虽然也超过了50项，但其中除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中国后来也在这一领域失去了优势）和杂交水稻的名头还叫得响外，其他都不具备世界级的影响力；

　　成果转化：据有关专家预计，每个商业技术研究项目都能为贝尔实验室带来六倍于研发支出的收入，也就是说，如果贝尔实验室每年花在每项专利上的投入是600万美元的话，那它一年就可创造120亿美元的收入。而据2004年度中国科学院的数据统计报告显示，中科院一年的科研创收仅4亿美元；

　　在规模相当的情况下，贝尔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之间存在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究竟是是什么造成了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呢？说白了，是科研体系的不同。

　　以美国贝尔实验室为代表的“民办科技”体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由于市场利益的极大驱动，它始终致力于将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所以，在贝尔实验室里，才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有声电影机、第一个晶体管以及成功论证了宇宙“大爆炸”理论等重大发明。而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官办科技”体系建立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它作出了诸多调整，但它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在科研效率和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方面都存在相当的弊端。著名的“汉芯造假”事件、“水变油”事件以及屡屡被曝光的科技丑闻皆表明：“官办科技”不利于科研事业的健康发展。

　　所以说，中国科技要想真正实现量的增长和质的飞跃，必须先从体系下手。至于“民办科技”体系是不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终道路，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在此将两种体系进行对比，也谨希望这个冒昧的想法能收到抛砖引玉之效罢了。